金贤姬，作为朝鲜劳动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本语）；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在接到回国的密令火速赶回平壤之前，遵照“本部”的指示，她正为了争取澳门政府以中国大陆偷渡者为对象的“特赦”名额（目的是“合法”获取澳门公民的身份证）而第二次潜入中国广州，进行“澳门渗透工作”的准备。当时，她化名“吴英”，为了应对葡澳移民当局的盘查，事先编好了一个籍贯为黑龙江省“五常市”的中国女孩，在“文革”中父亲受迫害自杀，母亲被迫改嫁，幼小的“吴英”被寄养在邻家，从小饱受流离之苦的催人泪下、天衣无缝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从1985年7月到1987年1月，她和另一名名叫“金淑姬”的工作员一起，持伪造的日本护照在广州和澳门进行过长达一年半的“语学实习”（目的是学习中文、粤语，为“渗透澳门”做准备）。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广州的金贤姬接到“火速回国”的密令后，立即途经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暂逗留中，作为“党的女儿”、同时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贤姬不忘给母亲买了样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黄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药。但这些都成了徒劳。一回到平壤，金贤姬就接受了最高当局的“让大韩航空的飞机消失”的密令，参加了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组”，当然不可能自由行动。在后来发表的手记中，她对“行动”前未能与亲人告别，并把从北京买的礼物亲手送给妈妈而深感痛楚。
从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个称为“特阁3号招待所”的保密机关里，金贤姬度过了20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她与一个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彻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间，因“入党”而有过几天短暂的公出外，20个月，“每天24小时都是与恩惠老师一起度过的”。在“开学”伊始，代表“上级”组织的“李指导员”对她和李恩惠的约法三章是：1．按照课程表严格实施教学；2．从即刻起，恩惠老师和玉花（金贤姬）全的会话只能用日语，严禁用朝语；3．玉花跟恩惠老师不仅要学习日语，还要学习日本人的举止、风习、化妆方法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直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正是根据金贤姬提供的关于“李恩惠老师”的细节，日本方面判断出“李恩惠老师”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是被绑架的日本女性田口八重子。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导员”的“今天结束学习，马上转移到别的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出发”的命令后，与李恩惠告别的情景令人感动：“她向我行礼道谢，把自己珍爱的金笔送给了我。我回赠她一块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围巾……告别的时候到了，恩惠老师站在招待所的门前，手里挥动著我给她的围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驰车从视线中消失。”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准备，“伪装日本人工作”正式启动。1984年8月至10月，金贤姬与搭档金胜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进行了一场实地彩排。他们从平壤出发、经莫斯科、东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到了维也纳和巴黎，最后经北京回到平壤。在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他们使用朝鲜外交部发行的公务护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第一次使用了伪造的、分别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护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纸致党中央、宣誓“为了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两个朝鲜的阴谋，为了共和国的统一，我们将……”的《誓约书》上庄严地摁上手印之后，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了。他们途径莫斯科飞往东柏林，而后又辗转维也纳、罗马、布拉格等城市，从贝尔格莱德抵达巴格达，终于按既定计划从巴格达登上了作为此行目标的“大韩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机20分钟之前的当地时间22点40分，“蜂谷真一”装作听收音机，将那台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导体一模一样的定时炸弹取出来，从容地将定时器的指针拨到9个小时以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半导体”装回到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收音机的手指的动作，有一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紧迫感。”此时的金贤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9小时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于一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著“普通主妇”的生活。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广州的金贤姬接到“火速回国”的密令后，立即途经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暂逗留中，作为“党的女儿”、同时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贤姬不忘给母亲买了样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黄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药。但这些都成了徒劳。一回到平壤，金贤姬就接受了最高当局的“让大韩航空的飞机消失”的密令，参加了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组”，当然不可能自由行动。在后来发表的手记中，她对“行动”前未能与亲人告别，并把从北京买的礼物亲手送给妈妈而深感痛楚。
从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个称为“特阁3号招待所”的保密机关里，金贤姬度过了20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她与一个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彻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间，因“入党”而有过几天短暂的公出外，20个月，“每天24小时都是与恩惠老师一起度过的”。在“开学”伊始，代表“上级”组织的“李指导员”对她和李恩惠的约法三章是：1．按照课程表严格实施教学；2．从即刻起，恩惠老师和玉花（金贤姬）全的会话只能用日语，严禁用朝语；3．玉花跟恩惠老师不仅要学习日语，还要学习日本人的举止、风习、化妆方法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直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正是根据金贤姬提供的关于“李恩惠老师”的细节，日本方面判断出“李恩惠老师”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是被绑架的日本女性田口八重子。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导员”的“今天结束学习，马上转移到别的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出发”的命令后，与李恩惠告别的情景令人感动：“她向我行礼道谢，把自己珍爱的金笔送给了我。我回赠她一块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围巾……告别的时候到了，恩惠老师站在招待所的门前，手里挥动著我给她的围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驰车从视线中消失。”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准备，“伪装日本人工作”正式启动。1984年8月至10月，金贤姬与搭档金胜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进行了一场实地彩排。他们从平壤出发、经莫斯科、东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到了维也纳和巴黎，最后经北京回到平壤。在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他们使用朝鲜外交部发行的公务护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第一次使用了伪造的、分别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护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纸致党中央、宣誓“为了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两个朝鲜的阴谋，为了共和国的统一，我们将……”的《誓约书》上庄严地摁上手印之后，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了。他们途径莫斯科飞往东柏林，而后又辗转维也纳、罗马、布拉格等城市，从贝尔格莱德抵达巴格达，终于按既定计划从巴格达登上了作为此行目标的“大韩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机20分钟之前的当地时间22点40分，“蜂谷真一”装作听收音机，将那台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导体一模一样的定时炸弹取出来，从容地将定时器的指针拨到9个小时以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半导体”装回到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收音机的手指的动作，有一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紧迫感。”此时的金贤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9小时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于一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著“普通主妇”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