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椿萱院士：应立法禁止“双肩挑”

　　“钱老去了，我们才愈加深思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应该说出来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曾亲受钱老指导。记者采访中间，李椿萱表达了对钱老的深切缅怀。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李椿萱认为，高校严重“衙门化”，扼杀了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现在的大学是‘作坊式’的管理，按部就班完成任务，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以创新为目的！”李椿萱注意到，在高校存在一些普遍现象：专心做学问的青年教师往往职称不能解决、住房面临困难，而另外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了行政岗位，便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年轻的教师缺乏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因为资源分配对他们不公平，大学里出现了争相挤进行政部门的怪相。”李椿萱告诉记者，“我自己的一些学生上学期间非常有创新精神，能独立思考，但是工作之后就变了，在科研的岗位上难以坚持，还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出国，很可惜。”

　　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才断层期间确实为我国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上述现象的出现，不但扼杀了“双肩挑”者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机会，也影响到一线工作的年轻人的积极性。“‘双肩挑’能真正挑得了吗？一些行政干部获得了各种奖励，但很多工作实际是下面人做的。”李椿萱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双肩挑”，“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学术资源。”

　　“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全世界第二，但是对我国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李椿萱对我国“学术论文”每年巨大的生产量表示了质疑。

　　李椿萱认为，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也限制了杰出人才的成长。很多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像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是为了完成导师所承担的科研任务，往往必须按照导师的思想完成任务，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思想展开研究的机会很少。

　　当然，杰出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在大学阶段，李椿萱说，应从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开始。为了满足应试之需的被动式学习习惯在大学期间很难扭转，“被动的学习怎么能够培养出活跃的独立思考能力呢？”

　　沈德忠院士：盯论文数量难出杰出人才

　　“我衷心感谢钱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期待很久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表达自己的殷切之情。

　　在沈德忠看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直接影响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总体科研水平。“评价科研成果过于倚重论文数量和发表论文刊物的影响因子，即便是化学、物理等理科学科的科研成果要通过论文形式来展现，但是也要看论文的科技含量高低，而不是看论文的数量。”沈德忠说，爱因斯坦并没有写过多少论文，但一篇《狭义相对论》足以让他成为人们瞻仰的科学家。“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并不是凭借多少数量的论文，而是他发明的光纤通信技术给人类的通信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贡献。”

　　沈德忠认为，论文数量大不等于科研成果多，“论文和创新是两回事儿。”

　　不诚信、浮躁的学术风气也深刻影响了“杰出人才”的成长，“有一些情况值得我们警惕，很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被人们称为‘科技包工头’，他们凭借各种权力资源和关系获得百千万甚至上亿的科研经费，然后将这些经费分发下去找一批人开展工作，很多人的工作成果都会记到他的头上，而实际开展科研工作的人该有如何想法？”沈德忠反思，这种现象背后往往还有部门或单位的支持，因为这些“科技包工头”往往充当了部门“摇钱树”的角色。在这种利益链条中，如何产生真正的“杰出人才”？

　　“钱老的声音能够传到总理那里，我们很欣慰，改变这种现状还得从体制入手。我们期待给真正愿意做科研、有能力担当重任的年轻人更好的环境。”沈德忠深切关注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未来。

　　张伟平院士：急功近利阻碍科研创新

　　对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总结了两条：“我们之所以难以培养出大师，一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太多地关心自己本职之外的事情，外界的吸引力太多，纯粹用于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被稀释了。二是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现在，支撑科研和技术发明的资金往往希望短期内见效，而一些科研工作者本人也急于求成。”但是，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往往需要艰辛的、长久的努力，一位大师也往往需要经过艰辛的、长久的磨炼。

　　张伟平是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他举例说，“以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为例，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出成果，资金和人力都需要长线投资。”

　　“我们现在实行的‘千人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很多是出国之后成才的，这值得我们反思。”在张伟平看来，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挠了中国的科研创新，也给培养杰出人才造成了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