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年幼的漂泊一代，他们的长辈常常被称为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他们小小年纪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变迁，遭遇怎样的情感纠结，他们的成长教育亟须社会各方的更多关注。

　　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六大特点

　　10月中旬，记者走访了外来农民工集中的上海市青浦区。青浦区作为上海的近郊，毗邻江苏、浙江，全区下辖8镇3街道，总面积为上海的十分之一。目前该区常住人口108万，其中外来人口已达62万。截至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来沪人员学生为3.4万人，占全区学生总数的56%。

　　全国妇联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进城农民工子女人口已达2000万，近几年，由于进城农民工由集中化向常住化、市民化转变，这个数字始终保持继续攀升的趋势。近一半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居住时间为4年或4年以上，有75%的人居住时间为两年或两年以上。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供给本报的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1年，在青浦区未成年人年犯罪总量中，外来未成年人的比例常年维持高位，外来未成年人已成为青浦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在批准逮捕的涉罪未成年人中，外来未成年人更是维持在95%以上的高位。

　　据介绍，对比青浦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与本地籍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有6个明显特点，包括侵财性犯罪占多数、暴力犯罪占相当比例、结伙共同犯罪突出、犯罪随意性较大、文化层次偏低、“三无”人员居多。

　　“外来未成年人犯罪中侵财性犯罪，如盗窃、抢劫、抢夺等占多数，近年侵财性犯罪约占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80%左右，为了非法获得财物供自己随意挥霍，成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动机。”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还显示，外来未成年人由于文化程度低，容易冲动，遇到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动辄施之暴力，为一些口角之争或者小摩擦就采取暴力手段大打出手，涉及罪名大都集中在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据统计，近年来外地未成年人结伙作案的人数占外地未成年犯罪人数的90%以上，这其中又以与成年人结伙作案为最多，占到结伙作案的60%以上，其中部分案件存在成年人唆使未成年人进行犯罪，以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此外，外来未成年人罪犯的流动性大，无户籍、无固定居住地，75%以上的人未办理暂住手续，有关部门对他们难以控制。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未成年人犯罪方法一般比较简单，很少有高智商、高技术的犯罪，且犯罪多为临时起意，初犯、偶犯较多，有很大的随意性。”调研统计，2005年至2010年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包括小学阶段辍学)的占16%，初中文化程度的(包括初中阶段辍学)约占78%。

　　多数农民工因工作时间长无暇顾及子女教育

　　今年39岁的张朝安，11年前从四川南充来到上海打工。凭着辛苦努力，如今在青浦区青昆路开了一家川菜馆养活全家。当年高考差20分没考上大学的他，现在最操心的是在上小学的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

　　“儿子下午4点多放学，正是餐馆最忙的时候，等忙完了再给孩子检查作业，已是晚上11点了，根本没有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张朝安对记者说，他生意好的时候一年能赚10万元，但是看到儿子学习成绩下滑，自己心里就高兴不起来。

　　记者在青浦区采访时获悉，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43所，民工子弟学校23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6万，其中来沪人员学生为3.4万。

　　青浦区教育局德育科科长姚明向记者介绍，今年该局对区内公办中小学进行“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现状的调查，4160位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家长在上海从事的工作遍布各行各业，总体两类人员居多，一类是个体经营，如卖菜、卖水果、维修服务等；一类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务工者，如企业职工、建筑工人、驾驶员、保安、饭店服务员等，另外还有近6.1%的无业、失业人员。

　　“家长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姚明告诉记者，61.9%和69.8%的母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大专及以上的仅为11%和9.6%。由于文化水平低，生活无规律、重男轻女等因素，大多数来沪务工人员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方法，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学习，教育孩子方法简单，亲子互动缺失。

　　近日，青浦区妇联与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对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青浦区毓华学校小学二、三、四年级的110位学生家长进行了入户访谈，这所学校外来农民工子女已占全校学生数的95%以上。记者在陪同采访过程中注意到，这些学生的家庭居住社区多数地处城乡接合部，环境脏、乱、差；住房拥挤、杂乱，他们普遍缺乏安静、独立、采光较好的学习环境，更谈不上良好的学习氛围。

　　这些家庭的共同之处还包括：子女普遍生长发育不达标，父母对子女的营养问题颇为忧心，但又无可奈何；父母一般都认可子女在生活中的乖巧、懂事，比如承担部分家务，但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前途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焦虑情绪；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及工作时间较长，对子女的学习缺乏指导能力，普遍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此同时，调研还显示，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和父母要求“只要读书就好”的观念影响，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兴趣爱好得不到父母支持，很少能报名参加兴趣班，更缺乏交谈、出游等更为积极丰富的互动形式；父母的教育方式以说教和打骂为主，奖惩子女一般只善于运用物质层面的，比如“吃东西”、“买衣服”，缺乏科学的方法。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外来农民工家庭民主氛围相对淡薄，子女往往不能在父母面前自由发言，加上父母平时的教育方式不当，子女在家庭中的情绪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沉重和压抑；子女产生消极情绪之后，一般采用压抑和发脾气两种方式，缺乏积极有效的情绪自我调控技巧；多子女家庭还普遍表现出对某个子女特别偏爱的现象，容易造成其他子女的失落、沮丧情绪。

　　改变家庭教育失当的积极探索

　　“大量事实证明，在家庭教育中，凡是家长对孩子的人格和品德教育抓得好、抓得及时的，孩子就能健康成长；反之，孩子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青浦区妇联主席吴跃红认为，家庭教育是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一环。

　　如何提高外来农民工家庭教育的质量，今年6～9月，上海市青浦区妇联和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以青浦区毓华学校为实验点，以“亲子共同成长”课堂为载体，通过亲子参与式活动、讲座和讨论等形式，开展了3个月的系统培训和家庭教育系列活动。

　　上海市毓华学校四年级学生米冠男的母亲费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农民工受文化水平限制，为了生计，吃尽苦头，相信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我们不惜动用一切力量，甚至羞辱、殴打，弄得无辜的孩子无所适从。”

　　后来费颖参加了几次家庭教育亲子课后，她明白了好习惯的培养是需要耐心的，与其采取错的方式，不如加以疏导，积极地帮助女儿养成好习惯。如今，米冠男的字不仅写得漂亮，还每天坚持练琵琶，前不久通过了琵琶的音乐考级测试，让费颖欣喜不已。

　　从事快递工作、面色黝黑的乐勇告诉记者，“女儿不听话的时候我打过她，她越哭我越打，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的。”参加妇联在学校开展的几次亲子活动后，乐勇懂得了如何让孩子快乐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等教育方法。如今，9岁的乐诺言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父女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来沪人员子女的成长本来就面临着教育、健康、贫穷、社会边缘化等诸多挑战，家庭如果起不到缓冲子女压力的作用，反而增加子女的心理负担，久而久之，容易引发子女自卑、退缩、攻击性等诸多心理问题。”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培训部主任章淼榕认为，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亟须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充分利用学校这一平台，由妇联等部门牵头，对来沪人员家长和子女开展分层次、多维度和可持续的帮助。只有保持亲子双方同步发展，才有可能对来沪人员建立真正意义上崭新的家庭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来沪人员家庭教育失当的现状。”上海市妇联主席张丽丽对记者说。本报记者 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