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的主要结论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等，在同类研究中也显得颇为另类，许多同类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普遍的社会观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也曾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门子弟是否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了？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索。
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无声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文中结论是基于那个时间段。作者在后面部分也称：“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在部属大学中， 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远低于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略低于城市子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高于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属大学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来招生数据作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子女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的入学机会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过分析厦门大学2004～2008年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事实上，另有诸多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有趣的是，同样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也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他们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
他们在研究中将教师、知识分子和军人归入“干部”一类，结果发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 4%的峰值。”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与梁晨的“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结论不同的是，刘云杉认为招生就是个零和游戏，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减少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受益。
刘云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梁晨等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但她没那么乐观，且对标题中“革命”的提法有异议，“教育的革命没有像经济等领域的革命那么明显，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滞后的”。
北京大学李文胜教授在其专著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从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将近三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而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胜教授认为，抛开城市化因素，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城乡不均衡等原因，农村生源越来越少仍将是大趋势。
基础教育不均衡导致差距拉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子女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诸多研究者都强调了历史的原因，如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额就是个制度性障碍。
刘云杉等人的统计发现，1978～1998年， 北大北京生源总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23.1%，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6省的总招生人数， 而这6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 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6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一流大学下降，因此，研究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其他方面。
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赵振宇教授称，高考录取讲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小时候可能没机会上幼儿园，他们的小学、中学教育条件极差，没有好的师资，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与城里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了较少的、较差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教育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却要他们在高考中同场竞技、一决高下，以分数论英雄，其结果怎么可能是公平的？
教育学博士罗立祝则发现，在保送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自主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 倍，城市子女获得的高考加分机会是农村子女的7.3倍。
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也认为，从目前的自主招生设计来看，各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与面试对农村学生明显是不公的。
李文胜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流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经常就给到重点中学，农村的学生机会很少。即使农村学生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在考试和面试当中可能也会处于劣势。
记者发现，2011年，在河南教育部门公布的高校录取保送生名单中，全省有62人被直接保送到清华、北大，其中来自3所省会优质高中的学生有53人，其余9名学生来自省辖市的优质高中。整个名单中没有一个来自县级或乡镇学校的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各类实验、示范、重点学校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小学和初中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加上择校热，往往置普通家庭的优秀子女于门外。一些家境较好的子女优先占据政府多年投资形成的优质资源。
“超级中学”成了近几年的新现象。上述王斯敏等人的统计发现，不少省份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超级中学”占据。以陕西省为例， 2010年，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分别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上北大清华名额的62.2%。
刘云杉认为，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到地市一级和省一级的精英中学，这些中学犹如超级航空母舰，农村孩子很难进入，“主要病因在于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性加剧。马太效应导致强校越来越强，汇集优秀生源、师资与教学条件，且重心上移，向省会等大中城市聚集。这导致在考分上具有竞争力的农村生源减少了，在中小学教育中，能获得优异的学业成就的农村学生减少了”。
梁晨等人也发现，恢复高考后，每年只有占比重很少的中学有能力为北大提供生源，而且，1952～2002年间，输送北大生源最多的5所中学，输送了占北大总生源7.4%的学生。海南省的北大生源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
但梁晨没有一味地抨击重点中学带来的教育不均衡，反而认为，重点中学的封闭式强化训练，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城乡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生活环境导致的命运差别。
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
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记者发现，制度救济的呼吁已经有了一些回应。
据央视2011年10月7日报道，2012年清华大学将在经济、教育欠发达地区实行新的招生政策，包括投放更多招生计划，将自主招生范围扩大至县级中学和乡镇中学，并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设置自主招生方式和内容。
4月15日，清华大学公布了这项面向国家级贫困县学生的“自强计划”的最新进展：全国36名学生获最后的认定，其中14位获60分的最高自主认定。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高校没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只能按分数从高往低录取，不可能区分考生是农村生源，还是城市生源。清华大学只能在重点扩招时增加贫困学生录取的机会。
有学者指出，清华招生新政看上去是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照顾，但其实是一种理性纠偏。梁晨也认为，“招生的时候应坚持多样化生源，清华的举措值得借鉴”。
另一项广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 “圆梦计划”，该计划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主要招收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优秀或具有某方面培养潜能的应届农村高中毕业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从自主招生制度推行以来，有关自主招生让农村学生上名校更不公平的质疑不断。近年来，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在自主招生中制订专门面向农村学生、贫困生的计划。这反映出自主招生制度的灵活性，但他认为，这些学校在农村学生问题上动静很大，但有多少贫困生能得实惠，很难说。
刘云杉也认为，清华的“自强计划”和人大的“圆梦计划”，以特殊的策略补偿这一利益受损群体，“最多不过是‘脚疼治脚’的局部治疗法”。(叶铁桥 田国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