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学生的微博，尹鸿发现自己竟然有1/3的内容看不懂，“都是中文表达且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理解不了。”为此，这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不得不向这些年轻的“微作者”逐一请教。
不请教则已，请教之后，尹鸿更加惊讶，这些书写着自己难以理解的文本的孩子竟有一套自己的词语体系。在向尹鸿解释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娓娓道来每个词的出处，这个“orz”来源于哪里、是什么意思，那个“萌”又是对应着哪个动漫里的哪个人物。
这些被称为“火星文”的新鲜词语为青年人所喜闻乐见，但对于年龄与尹鸿相仿的大学教授们而言却十分费解。在近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学者毫不讳言自己对这些“非主流”的反感和难以接受。
与主流文化相对应，青年亚文化早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青年亚文化似乎在微博、社交网站这些新媒体上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所有高校教师和管理者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尽管青年亚文化在网络上最为活跃，但它也实实在在影响着真实的生活，给大学教育和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不少学生成天趴在电子媒介上面，足不出户，这让尹鸿等教授很头疼，“几乎所有老师都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怎么不读书，你们为什么读书那么少，这样你们怎么能成为我合格的硕士、博士，但学生还是不读。”
青年亚文化挑战大学课堂和老师
作为直接面向学生授课的高校教师，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莉在上课过程中就遭遇过青年亚文化带来的窘境。
在中国文学课上，学生对传统教材上的内容并不感冒，而当教师在课堂上提及一段“当代流行文化”，学生就来了兴趣。刘莉发现，同样是对辛亥革命的描述，照本宣科大谈学术研究没人理睬，而一谈起电影《十月围城》中的经典段落，课堂气氛立马活跃起来，学生还会改编电影台词，并在课堂上念出来，迅速引发课堂热议。
刘莉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这种所谓的青年亚文化。她陷入了一种尴尬：选择“引导”，学生必定不感兴趣，会在教学评估时给自己打出低分；选择不“引导”，顺着学生的思路讲，又怕个别学生背后告状。这就好比对青菜加萝卜的选择。老师觉得萝卜有营养，学生应该多吃；学生却更喜欢青菜。
这种矛盾让不少高校教师深有感触，但要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似乎并不容易。
在尹鸿看来，只有先搞清楚青年亚文化如何生成，才能找到应对方法。他认为，文化冲突折射出来的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管理者与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年轻人之间沟通的缺乏，而青年人之所以选择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方式，也是他们对于主流文化的一种逃离，释放，乃至反抗。
在这一逃离过程中，教育的功利化难辞其咎。尹鸿认为，中国的不少家长和教师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上补习班，学习奥数、做体艺特长生，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一切手段取得优异的成绩，却不允许孩子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如此压制青少年个人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只会导致亚文化在青年人当中的蔓延。”
学生不满就去网络宣泄逼校方想辙
为了在社会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少青年人开始出走、逃离、反抗、寻找……除了课堂，日常的校园生活和社团实践也无一例外成了他们的试验品。
首先就是学生恋爱。这个现在看来完全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的现象，在10多年前的大学校园里却是明文禁止的。从“禁区”走来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汪方华刚刚从教时就有些不适应，如果学生因为恋爱而耽搁了学业，作为班主任的他便忍不住要管一管，“但现在恋爱的大学生连上课都坐在一起，你还能怎么管？”
此前，南方一所高校打算不再给予一份学生自办刊物资金支持，却没想到这群办报的学生用微博把整个事件公之于众，并宣称自己不再依赖学校资金，从而转向社会寻求资助。这可把学校给急坏了，赶紧收回成命，还追加了几千元的社团费用。
虽然这仅仅是偶发事件，但尹鸿告诉记者，为应对微博时代的青年亚文化，许多高校不得不跟着学生转移阵地。此前为宣传部门所重视的校园宣传板和校内BBS论坛早已不受学生青睐，“一有个什么事，他们便一哄而上SNS和微博，意见很容易捅到媒体那里，让高校猝不及防。”
为此，一些学校选择了主动融合，以谋求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共赢。近日，重庆大学的官方微博就由于其内容的清新受到了不少媒体的关注。该校将微博的运营和打理全权委托给学生，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其微博粉丝数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0万余人。
“官方微博之所以能够抓住学生的眼球不仅仅是其内容上的贴近，更在于这种形式本身就符合青年人的口味。”汪方华说，在青年人的圈子里，这才是正常的交流方式，而这种形式带来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者矛盾的激化。
当然，如果这种方式没有被主流文化的主导者默许或支持，便只是学生自身的自娱自乐。就在一个月前，刚刚通过网络打赢了“空调战”的复旦学子就感叹：假若校方完全不予理睬，网络的呼吁也只是个调侃罢了。
“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得到”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已经跻身大学校园的青年亚文化，这需要十分谨慎。
尹鸿认为，对待青年亚文化首先要尊重，尊重那些和成年人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想法；其次是包容，包容的前提则是成年人在制定秩序时要学会倾听和吸纳青年人的意见。
通过选秀节目脱颖而出的“明星”，在尹鸿眼中不值一提，在学生们那里却是偶像级的人物。事实上，这只是青年个人情绪的寄托。尹鸿发现，社会和学校为青年人塑造了不少偶像，“让他们学这个道德圣人，那个道德模范，他们学不会，难以企及便只能逃离或反抗。”
话又说回来，“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得到？”尹鸿说。
不过，青年亚文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粗鄙，如网上的任意谩骂和脏话。在尹鸿看来，鉴于青年亚文化的边缘性，还应当对其进行理性引导。
但这种观点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
“我们总以老师、家长的身份去引导孩子、教育孩子，让他们‘成人化’。”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盛认为，“我们应该把青年亚文化看成人生中必经的阶段，当我们走出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会抛弃它，也不会去防止它，却将它作为人生的重要一页。”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剑澜则认为，青年人一样会碰到人生的坎坷，他们自己会找到解决的方式，因此，成年人也没有资格“耽误”青年人，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帮助青年人找到如何独立思考的方法。
不请教则已，请教之后，尹鸿更加惊讶，这些书写着自己难以理解的文本的孩子竟有一套自己的词语体系。在向尹鸿解释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娓娓道来每个词的出处，这个“orz”来源于哪里、是什么意思，那个“萌”又是对应着哪个动漫里的哪个人物。
这些被称为“火星文”的新鲜词语为青年人所喜闻乐见，但对于年龄与尹鸿相仿的大学教授们而言却十分费解。在近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学者毫不讳言自己对这些“非主流”的反感和难以接受。
与主流文化相对应，青年亚文化早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青年亚文化似乎在微博、社交网站这些新媒体上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所有高校教师和管理者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尽管青年亚文化在网络上最为活跃，但它也实实在在影响着真实的生活，给大学教育和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不少学生成天趴在电子媒介上面，足不出户，这让尹鸿等教授很头疼，“几乎所有老师都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怎么不读书，你们为什么读书那么少，这样你们怎么能成为我合格的硕士、博士，但学生还是不读。”
青年亚文化挑战大学课堂和老师
作为直接面向学生授课的高校教师，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莉在上课过程中就遭遇过青年亚文化带来的窘境。
在中国文学课上，学生对传统教材上的内容并不感冒，而当教师在课堂上提及一段“当代流行文化”，学生就来了兴趣。刘莉发现，同样是对辛亥革命的描述，照本宣科大谈学术研究没人理睬，而一谈起电影《十月围城》中的经典段落，课堂气氛立马活跃起来，学生还会改编电影台词，并在课堂上念出来，迅速引发课堂热议。
刘莉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这种所谓的青年亚文化。她陷入了一种尴尬：选择“引导”，学生必定不感兴趣，会在教学评估时给自己打出低分；选择不“引导”，顺着学生的思路讲，又怕个别学生背后告状。这就好比对青菜加萝卜的选择。老师觉得萝卜有营养，学生应该多吃；学生却更喜欢青菜。
这种矛盾让不少高校教师深有感触，但要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似乎并不容易。
在尹鸿看来，只有先搞清楚青年亚文化如何生成，才能找到应对方法。他认为，文化冲突折射出来的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管理者与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年轻人之间沟通的缺乏，而青年人之所以选择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方式，也是他们对于主流文化的一种逃离，释放，乃至反抗。
在这一逃离过程中，教育的功利化难辞其咎。尹鸿认为，中国的不少家长和教师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上补习班，学习奥数、做体艺特长生，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一切手段取得优异的成绩，却不允许孩子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如此压制青少年个人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只会导致亚文化在青年人当中的蔓延。”
学生不满就去网络宣泄逼校方想辙
为了在社会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少青年人开始出走、逃离、反抗、寻找……除了课堂，日常的校园生活和社团实践也无一例外成了他们的试验品。
首先就是学生恋爱。这个现在看来完全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的现象，在10多年前的大学校园里却是明文禁止的。从“禁区”走来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汪方华刚刚从教时就有些不适应，如果学生因为恋爱而耽搁了学业，作为班主任的他便忍不住要管一管，“但现在恋爱的大学生连上课都坐在一起，你还能怎么管？”
此前，南方一所高校打算不再给予一份学生自办刊物资金支持，却没想到这群办报的学生用微博把整个事件公之于众，并宣称自己不再依赖学校资金，从而转向社会寻求资助。这可把学校给急坏了，赶紧收回成命，还追加了几千元的社团费用。
虽然这仅仅是偶发事件，但尹鸿告诉记者，为应对微博时代的青年亚文化，许多高校不得不跟着学生转移阵地。此前为宣传部门所重视的校园宣传板和校内BBS论坛早已不受学生青睐，“一有个什么事，他们便一哄而上SNS和微博，意见很容易捅到媒体那里，让高校猝不及防。”
为此，一些学校选择了主动融合，以谋求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共赢。近日，重庆大学的官方微博就由于其内容的清新受到了不少媒体的关注。该校将微博的运营和打理全权委托给学生，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其微博粉丝数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0万余人。
“官方微博之所以能够抓住学生的眼球不仅仅是其内容上的贴近，更在于这种形式本身就符合青年人的口味。”汪方华说，在青年人的圈子里，这才是正常的交流方式，而这种形式带来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者矛盾的激化。
当然，如果这种方式没有被主流文化的主导者默许或支持，便只是学生自身的自娱自乐。就在一个月前，刚刚通过网络打赢了“空调战”的复旦学子就感叹：假若校方完全不予理睬，网络的呼吁也只是个调侃罢了。
“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得到”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已经跻身大学校园的青年亚文化，这需要十分谨慎。
尹鸿认为，对待青年亚文化首先要尊重，尊重那些和成年人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想法；其次是包容，包容的前提则是成年人在制定秩序时要学会倾听和吸纳青年人的意见。
通过选秀节目脱颖而出的“明星”，在尹鸿眼中不值一提，在学生们那里却是偶像级的人物。事实上，这只是青年个人情绪的寄托。尹鸿发现，社会和学校为青年人塑造了不少偶像，“让他们学这个道德圣人，那个道德模范，他们学不会，难以企及便只能逃离或反抗。”
话又说回来，“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得到？”尹鸿说。
不过，青年亚文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粗鄙，如网上的任意谩骂和脏话。在尹鸿看来，鉴于青年亚文化的边缘性，还应当对其进行理性引导。
但这种观点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
“我们总以老师、家长的身份去引导孩子、教育孩子，让他们‘成人化’。”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盛认为，“我们应该把青年亚文化看成人生中必经的阶段，当我们走出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会抛弃它，也不会去防止它，却将它作为人生的重要一页。”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剑澜则认为，青年人一样会碰到人生的坎坷，他们自己会找到解决的方式，因此，成年人也没有资格“耽误”青年人，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帮助青年人找到如何独立思考的方法。
